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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西林名人—岑毓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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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2-10-6 01:33:53 |显示全部楼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广西西林名人—岑毓英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摘自广西西林县团委网

    岑毓英(1829~1889),西林县那劳乡那劳村人。岑毓英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官宦之家,自幼就受传统礼仪和为官从政思想的熏陶,少年在县城定安(今田林县定安镇)、云南省广南县读书。23岁参加县试中试,任西乡(含今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岩茶、介廷和西林县的那劳、那佐、弄汪、西平等地)团总。

    清咸丰初年,岑毓英在籍办团练平息农民起义,因而被保举为候补县丞,从此岑毓英以候补县丞身份带团练入云南平息云南回、汉民族大起义。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,岑毓央以他的精明勇敢,异军突出,屡立战功而步步高升,由知县、知府、布政使、巡抚,直到署云贵总督,成为这次平息起义的主将。他吸取前任督抚失败教训,采用“剿抚并用”、“避坚攻暇”的方针分化瓦解,各个击破,用十多年的时间,于1878年攻下了大理,平息了这次农民大起义,从而得到了清朝廷的赏识和差用。同治十二年正月,清廷赐岑毓英“赏穿黄马褂”加赏“太子少保”衔,并改“骑都尉”为“一等轻车都尉”世职,成为封疆大吏、“中兴名将”。

    云南局势安定后,岑毓英深知下层人民的疾苦和人心向背的关系。因此,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恢复生产,重振地方工业,将战乱转变为发展经济的局面。在农业生产上垦荒减徭,豁免历年税赋积欠,还民碉田、革除屯田弊端。在工业上恢复煤、铜、铁等矿藏的开掘和冶炼,增加地方财政收入。

    此外,在文化思想教育上,岑毓英强调教化,转变民心。他说,“但使修明学校,先立根基,风气广开,成就更众,人人有诗书之味,人人生忠爱之心。今日治黔之事,莫要于此。”他在贵州创办了苗学,整顿学校,发展教育事业。在行政上,岑认为,“地方之治与不治,在乎吏治之修与不修。从前苗民变乱,原有所激而成。即今人员拥挤,流品混杂,吏治未能整肃,百姓难危受累。如该土司通事敢于尽剥苗民,皆由地方官不能洁己奉公之故。”因此,他把整顿官场吏治作为首务,定期考核官吏,裁汰不称职和多余的人员。

     同治十三年(1874)二月,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,从缅甸出发,名为探测缅甸至云南的路线,实则为入侵中国做准备。英驻华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柏郎。马嘉理与柏郎会合后,于光绪元年(1875)二月初,未经与地方官联系,擅自窜入云南境内,受到边疆人民的坚决拦阻。马嘉理率随从枪杀群众数人,边民奋起将马嘉理打死(史称“马嘉理事件”)。岑毓英对英国人早存戒心,反对英人入滇,闻讯后他派将领李国珍调兵阻止柏郎入境,并把英军逐回缅甸。事后,英国驻华大使向清朝廷施加压力,要求将岑毓英以及各官各犯提京审讯。光绪二年,岑毓英借继母病故,报告朝廷解任回乡,清廷允许他回乡避过风波。岑毓英回那劳后,便大兴土木,兴建“宫保府”。光绪五年(1879)三月,岑毓英奉旨进京,光绪皇帝三次召见,并任其为贵州巡抚,授予“兵部尚书”官衔。


    光绪七年(1881),中法战争爆发在即,清廷考虑到台湾孤悬海外,命岑毓英到福建任巡抚,督办台湾防务。在台湾岛,岑毓英组织开发东部山区,疏通西部平原的大甲溪,修建台北防御碉堡、战壕。

     光绪八年(1882)五月,岑毓英升任云贵总督。时值越南战云密布,岑毓英看到边疆防务松懈,自愿请缨出关抗法。清廷以岑“威望素著”和“勇于任事”,批准他带兵出关,并给予岑毓英节制关外各军的权力。法国入侵越南后,迫使越南统治者订立《顺化条约》,将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,中国西南边陲直接受到威胁。岑毓英受命增兵边防。

     1884年3月,法军向驻守越南北宁的清军和黑旗军进攻,岑毓英派部前往增援。这一仗,由于驻守北宁的桂军将领指挥无能而失败,使法军推进至谅江、太原(均为越南国的城市名称)一带,岑毓英的后路受到威胁,不得不放弃兴化,撤回云南边境。清朝廷在法国侵略者软硬兼施下,当即与法国订立了违背中越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《中法天津条约》。但条约的墨迹未干,法军就向驻在谅山的清军发动进攻,接着又派出海军攻打台湾基隆,炸毁福建马尾造船厂,击沉清军11艘兵船和19艘商船,清廷不得已向法国正式宣战。岑毓英率领滇军向驻守宣光的法军进攻,展开肉搏战,击破法军在城外布下的天花营,将法军围困在宣光城中。岑毓英与黑旗军并肩战斗了一个冬季,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,后又配合东线冯子材反攻谅山的战斗,指挥滇军和黑旗军包围了法军据点临洮。光绪十一年(1885)初,冯子材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(今友谊关)大捷,岑毓英和刘永福在西线也取得了临洮大捷。光绪十一年(1885)四月,清廷向法国求和,岑毓英上奏朝廷提出“五不可议和”和“五可战”的主张,清廷没有采纳,他只好奉命回滇。中法停战后,岑毓英抱病参加中越边境的划界工作,机智地将越南隐占的土地划归中国版图,为中国领土的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     岑毓英作为“军旅起家”的将领,有一套科学的作战方法。他治军严明,要求将官与士卒同艰苦,冲锋在前。他说:“行军之要,先共艰苦,士卒方肯用命。”他以身作则,“每战,短衣帕首,辄为先锋,屡受巨创,百折不回。”他把将官的选拔和培养摆在治军的重要地位,“用兵之道,选将为先,苟能用将得人,则兵勇之强悍者可使训良,柔弱者可使奋勇。”至于如何选拔将官,他主张“不拘资格,不惜情面”。在中法战争中牺牲的著名将领杨玉科,原来是一个普通勇丁,岑毓英在战斗中发现他机智勇敢,便悉心培养,亲自教他读书识字。后来杨玉科官至总兵、记名提督,成为他身边最得力的助手。岑毓英对士兵则强调严格的正规化训练,“即知训练得法,虽兵亦精,苟不得法,虽勇亦弱。”任贵州巡抚时,他制定《练军章程十二条》,对兵营的组织与训练,作了全面的规定。在指挥作战方面,他强调官兵上下一致的重要性,“夫用兵之道,必使将识兵心,兵识将意,如身之使臂,臂之使指,方能运用自如。”。

    光绪十五年(1889),岑毓英病逝于昆明,后葬于桂林尧山岑家岭,享年60岁。清廷赐太子太傅,谥号“襄勤”。




心态平和,顺其自然,不苛求,不攀比,不埋怨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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